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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還是利用？”涉及野生動物、糾結了幾十年的問題，在歲末年初再度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

2015年12月2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初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草案）》（下稱《修訂草案》）。隨后，《修訂草案》公布，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征求意見截止日期為今年1月29日。

這是該法自1989年實施以來的首次大規模修訂。

學界、保護界的質疑聲音最大。其質疑的焦點是：野生動物該不該作為“資源”來合理利用。而贊成的聲音認為，國際社會是倡導野生動物可持續利用的，一味地強調保護未必對野生動物有利。

為何要修改野保法？

2013年9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將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列入立法規劃，由全國人大環資委負責牽頭起草和提請審議。

為什么一定要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

全國人大代表、南昌航空大學副校長羅勝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主要是應對目前中國嚴峻的野生動物保護形勢。”

羅勝聯說，這些年，活熊取膽、虎骨入藥、活剝狐貍、貉、貂等動物皮毛的殘忍做法，以及開辦野味餐廳、野生動物馴化表演和大量制作野生動物標本等不當商業活動，都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野生動物遭到濫捕濫殺，生物多樣性水平日益降低，生態平衡遭到嚴重破壞。野生動物保護不力，已嚴重影響到我國的國際聲譽。

據國家林業局2014年公布的中國最新野生動物資源調查數據，我國消耗較嚴重或瀕危程度較高的野生動物有252個物種，仍處于瀕危的有104個物種，還有一些物種低于最低存活數量，需要進行搶救性保護。

在這種形勢下，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現實需要。

促使野生動物保護話題再度升溫的，還包括福建歸真堂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歸真堂”）去年12月再度申請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俗稱“新三板”）掛牌的消息。

歸真堂是我國規模最大的熊膽系列產品研發生產企業之一，擁有南方最大的黑熊養殖基地。2015年12月24日，歸真堂的老對手北京愛它動物保護公益基金會（下稱“它基金”）再度“發難”，召開新聞發布會，表明反對活熊取膽、反對歸真堂藥業上市的態度。它基金指責歸真堂銷售的熊膽汁藥瓶上均沒有貼有“中國野生動物經營利用管理專用標識”，涉嫌違反《藥品管理法》；涉嫌違法生產和銷售沒有產品標識且違法包裝的熊膽粉。

而更主要的，它基金反對的是歸真堂“活熊取膽”的殘忍做法。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莽萍對記者表示，“強調活熊取膽的合法性與無痛，就是要把它正當化。”

野生動物能否“合理利用”？

據全國人大法工委介紹，《修訂草案》針對現行法律中對違法經營利用野生動物缺乏明確監管措施和有效處罰規定等問題，規定利用、食用野生動物及其制品應當遵守法律法規，符合公序良俗。

而對于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還算不算野生動物的爭議性問題，《修訂草案》規定，“對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實行許可制度”，“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應當根據野生動物習性確保其具有必要的活動空間和生息繁衍、衛生健康條件，具備與其繁育目的、種類、發展規模相適應的場所、設施、技術和資金，并符合有關技術標準，不得虐待野生動物。”

本報記者了解到，《修訂草案》有“國家對野生動物實行保護優先、嚴格監管、科學繁育、合理利用的方針”以及“保障依法保護、繁育、利用野生動物的單位和個人的合法權益”的規定。

對于“合理利用”，各方的爭議最大。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周珂表示，有了“合理利用”，野生動物保護法實際上就變成了“野生動物開發利用法”。在他看來，“合理利用”與“保護”水火不相容。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法理學研究室副主任賀海仁表示，野保法修改應該取消或嚴格限制有關對野生動物“合理利用”的規定。因為存在這個口子，“合理利用”就會被利用，如歸真堂活熊取膽等。

北京德翔律師事務所主任安翔說，在憲法的語境下，野生動物是保護對象，而在野保法中，野生動物成了可以合理利用的資源，“在定義上就已經超越了憲法的授權。”安翔說，現行的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也是一個把灰色產業“洗白”的過程。

莽萍主張《修訂草案》里去掉“資源”二字。

本報記者在河北省昌黎縣采訪時，當地領導對記者表示，“養幾只水貂和貉子，就能讓村里的兩位老人一年衣食無憂。建一個養殖場，就能吸納一批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僅增加了農民收入，也給國家創造了外匯。”目前，昌黎全縣皮毛動物養殖數量達1259萬只，年產值已經達到60億元，全縣5萬多農戶靠皮毛動物養殖和皮毛加工致富。

來自毛皮行業協會的數字是，2011年我國規模以上毛皮及制品企業工業總產值579億元，毛皮產業從業人員近700萬人。

“實際上所有的自然生態保護、野生動植物保護，都是為了讓人民群眾能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國家林業局原副局長印紅說。

“馴養繁殖對野生動物保護有利有弊，完全廢止基于經濟目的的馴養繁殖，目前條件不具備，可以由國家建立可以馴養繁殖的名錄，對于名錄內的野生動物，馴養繁殖時必須保障一定的福利標準。對于名錄以外的野生動物，一律不得馴養繁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說。

修法應立足中國現實

“野生動物的利用包括公益性和商業性利用兩類。”常紀文表示，修法要立足中國的現實，解決現有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中國皮革協會名譽會長張淑華也對本報記者表示：“我覺得大部分動物保護組織，要學會尊重。當他們將自己的信仰強加給別人，并且影響到經濟發展和他人正常生活時，我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應該的。”

常紀文認為，此次修法時，立法目的可以有兩個選擇：一是刪除“保護發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的內容，對野生動物利用的內容予以規避；二是作出“規范野生動物資源利用”的中性規定，雖然動保人士和產業人士都不滿意，但都能接受。

“第二個選擇似乎可取一些。無論采取哪個選擇，在第二條適用范圍中，建議規定繁育、利用野生動物必須遵守保護野生動物及其棲息環境的要求。”常紀文說。

他還建議，把野生動物的保護情況納入生態環境保護績效考核，以強化政府的責任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