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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蘭州市志·市政建設志》記載：鎮遠浮橋用船28只，常用25只，備用3只，河漲時增補備用。每船相距一丈五（約4.5米），上流各下碇石，以固定船身位置，船上鋪木板，兩旁設欄桿。橋南北兩岸各立鐵柱（即將軍柱）2根，以固定鐵索、大繩貫穿全橋，連為一體。每年十一月結冰時拆橋，次年二月冰解后再搭浮橋。

　　修建了浮橋，人們方便多了，但是冬拆春建，不僅是一項勞民繁重的工役和一筆不小的開支，尤為嚴重的是，每當黃河水行將解凍之際，往來于黃河天然冰橋之上的行人和家畜，常因冰裂落水而慘遭滅頂溺斃之災，史料載“民以病涉戕生為憂”。

　　面對鎮遠浮橋之畔的嚴峻現實，有識之士迫切地發出“不可不經久之法”的呼聲，這呼聲也喊出了老百姓的心聲，如何在黃河之上橫空架設一座一勞永逸的堅固大橋，成了民眾夢寐以求的夢想。

　　而在清朝同治年間，這個夢想距離實現曾是那么接近。一位遠見卓識者提出想在黃河上架一座鐵橋。而此人就是陜甘總督左宗棠。

　　鴉片戰爭以后，隨著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的大規模進入，西方軍事橋梁等方方面面的技術成為許多有志之士學習的對象。1872年，也就是同治十一年，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所燃起的硝煙剛剛散去，左宗棠又被清政府派到西北擔任陜甘總督，準備收復為阿古柏所侵占的新疆。作為湘軍首領的左宗棠進駐蘭州后，出于西征的需要，奏請同治皇帝同意，設立了蘭州制造局，這是洋務運動在甘肅的開始。同時，為了疏通交通，出于軍事和民用的目的，左宗棠提議借用外資在蘭州修建一座鐵橋，然而當時的德國商人福克索要白銀60萬兩，這對于地瘠民貧、庫帑空虛的甘肅來說，是一個難以承受的數字，至此，左宗棠在黃河上修建鐵橋的計劃乃遂沉寂……

　　而這一沉寂就是30多年。

　　建橋，兩位“能官”功不可沒

　　進入20世紀，走向末路的清廷開始實行“新政”，鼓勵洋務。陜甘總督升允到任后不久，即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設立了甘肅洋務總局，由蘭州道彭英甲兼洋務總局總辦。正是洋務的興起，為建設黃河鐵橋提供了歷史契機。

　　這個叫彭英甲的人物被“推到”了歷史舞臺上，他的遠見卓識，他的不辭勞苦，注定要使他成為晚清甘肅洋務運動的風云人物。

　　“彭英甲稱得上是一個‘能吏’，毫無疑問，他對于蘭州黃河鐵橋的修建貢獻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民俗家鄧明說這個沈陽人是個見過世面的人物，早年在北洋和遼沈辦過涉外事務，曾受西方技術訓練，對于經濟學亦有研究，是一位講新政、習洋務，具有強烈民族意識、開放意識和愛國思想的進步人物。這位全銜為“欽命二品頂戴、賞戴花翎、農工商部議員、總辦甘肅全省農工商礦總局”的蘭州道在省城銳意興辦工廠，開設書局，開采礦山等多項地方實業，而蘭州黃河鐵橋是其興辦的十多項實業項目中一個醞釀待辦的重要項目。

　　“同樣，值得一提的還有1905年來蘭的陜甘總督升允。升允早年在歐洲使館做過外交，留洋的經歷讓他也成為了一個見過世面的人，盡管升允在政治上是個‘保守派’，最后因為反對君主立憲而被朝廷撤職，但是，在蘭州黃河鐵橋的建設中，升允的作為是很大的。”鄧明說如果升允、彭英甲是沒有見過世面的“土包子”，蘭州黃河鐵橋的命運如何是不可想象的。

　　也就在彭英甲舉辦甘肅洋務、大興“新政”的時候，德商泰來洋行駐天津經理喀佑斯從天津來蘭州。“喀佑斯是旅游也是來找活的。”鄧明說。

　　在與彭英甲接觸商洽后，一個中外合伙開發，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創建蘭州黃河鐵橋的重大舉措就應運而生了——史載：“經與喀佑斯商議，德商泰來洋行愿承修蘭州黃河鐵橋，并由陜甘總督升允報請清政府準奏，飭令甘肅布政使豐申泰、署按察使白遇道、總辦洋務局蘭州道彭英甲同喀佑斯談判，最后于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1906年10月28日)正式簽訂了包修蘭州黃河鐵橋合同。在這份正式簽押合同上簽字的中方官員有：彭英甲、甘肅布政使豐伸泰、署甘肅按察使白遇道。外方簽字的全權代表是喀佑斯。

　　包修蘭州黃河鐵橋合同中被人熟知的一項條款就是“保固80年”。其原文條款如下：

　　“保固八十年限期之內，無論冬夏，倘因起蛟，河水漲發，水勢過大，水已進城，因蛟水神力將橋沖壞，與泰來行無干。除起蛟外，橋有損壞，泰來一定賠修。”

　　德商泰來洋行承包修建蘭州黃河鐵橋后，委托美國橋梁公司進行設計，鐵橋修建工程分為上下兩部技術結構，上部結構為穿式鋼桁架，計四墩五孔，每孔跨徑45.9米，全長233.5米，總寬8.46米，其中車行道寬6米，兩側人行道各寬1米左右。下部計數結構，南北兩岸橋臺為水泥沙漿砌條石，中間四個橋墩為高強度快凝水泥砌料石重力式結構，沉井基礎開挖至巖層。

　　“那個時候的鐵橋形狀就像梯形，從梯形到現今的拱形，是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的一次加固工程中完成的。”老蘭州柏敬堂老先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