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明
據有關保護組織調查,受人類活動疊加影響,川陜哲羅鮭棲息地喪失嚴重,四川境內的大渡河上游已經成為其最后的避難所,然而這里的腳木足河又建設了影響極大的巴拉水電站。他們認為保護是基于科學和取舍,而非紙上談兵和妥協,遂向有關地方提出設立大渡河上游珍稀魚類自然保護區、拆除茶堡河小水電等建議。
這種現象絕非一個地方、一條河流、一個物種,而非常具有普遍性。河流是流動的生態系統,有獨特的水生生物及其生境,如長江流域分布著4300多種水生生物,其中魚類400多種,長江特有魚類170多種,更有白鱀豚、長江江豚等大型水生哺乳動物。水生生物生境也是豐富多彩的,如攝食場、繁殖場、越冬場、洄游通道等,人們精練概括為“三場一通道”,這和遷徙鳥類的生境體系,如越冬地、繁殖地、中途停歇覓食地、遷徙通道完全一樣。
然而,遷徙鳥類生境多為各種濕地,從南到北、從東到西保護還是不錯,雖然空中遷徙通道最近十多年受到風電場和一些高大建筑物極其玻璃幕墻的影響,但空域的回旋余地總要大一些。而水生生物就遠不如鳥類那么幸運了,不說一般的涉河流資源利用、開發建設、生產運營等活動,全國近10萬座各種用途的攔河庫壩工程,就使河流生態系統和水生生物生境要么面目全非,要么不復存在,對以河流為家園的水生生物的影響,非人們所能想象。
現在,水生生物相比陸生生物是受威脅最大、瀕危程度最高的一大類,漁業是自古以來的傳統產業,長江10年禁漁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而那些近幾十年沒有進入消費利用領域的如白鱘、長江鱘,今年亦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列為“絕滅”和“野外絕滅”瀕危等級,再早些年中外專家考察后宣布白鱀豚功能性滅絕。中華鱘雖然經三峽總公司中華鱘研究所和長江水產研究所等人工繁育成功,累計向長江放流近千萬尾,可是自然繁育尚未恢復。
為什么在大力加強自然生態和生物多樣性保護,近年持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更有長江要搞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和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戰略決策,大家公認保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等大好形勢下,水生生物又是如此的不堪和頹勢呢?保護水生生物必須保護河流生態系統,不保護河流生態系統,就沒有水生生物的保護。然而,我國《憲法》上是以“水流”代替“河流”的,模糊了生命之河的本質,弱化了對河流生態系統的認識,也許這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在人們一般認知中,基于自然生成的河流是生態系統,而水流還包括以人為力成就而不反映自然力的運河、渠道、水庫等人工水體,也沒有“水流生態系統”的提法,以致有關部門、行業、企業完全把河流等同于水流。從其一般表述看,河流除可以充分資源化的單體物質“水”以外,就沒有其他功能功能了,更別提生命之河和水生生物多樣性及其保護。結果,一邊說要保護綠水青山,要在保護中開發、開發中保護,要建設一流的生態工程,一邊破壞河流水生生物生境的開發不止,生境都破壞完了,水生生物還能怎么保護,除非不想要了。
河流不是水流,也不限于本身是生命之河,是一大類生態系統,還特別惠及人類社會和各種陸生生態系統,所謂水問題其實就是河流問題。盡管大部分河流已經完成庫壩開發,但在開發者眼中還潛力無窮大,不知道還要怎么開發。難道我們真的就不想留幾條河流河段,作為自然樣本傳給后代,真的就可以放任水生生物在大好保護形勢中一種一種的滅絕,這是不可想象的。
古今都說“大好河山”,沒有說“大好水山”的。為了增強對河流生態系統的認識,挽救最后的水生生物,“河流”非常需要盡早進入《憲法》這個安邦治國的總章程,最不行也應該和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同等對待,賦予同等地位,而不能總是以“水流”代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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