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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思明

正在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是全國人民的責任。鑒于病毒來源已鎖定在某個販賣野生動物的市場，且有2003年SARS事件前車之鑒，有人呼吁徹底根絕野生動物交易消費行為或杜絕非法食用交易，盡可能減少人與野生動物的親密接觸；有人研究興旺的野味市場是怎么形成的，著眼于從體制機制上找原因；有人認為阻斷可能的傳染源和傳播途徑應該一以貫之持續進行，不能只是在全國疫情解除期間禁止野生動物交易活動；還有人考慮野味產業鏈只是人和野生動物親密接觸的一個方面，多方向多目的野生動物的人工馴養繁育，都不可避免的存在著這個問題，最好能一并考慮。但也有人表示人類的發展和馴養繁育野生動物密不可分，科學研究繁育野生動物不應有錯；甚至有人說吃野味人之常情，貓狗也會接觸野生動物進而傳染人等。

人與野生動物共處地球生命支持系統，宏觀上講是生命共同體，具體說來還有顯著分際，即自然世界和人的世界、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人來源于野生動物，卻也不能再回到野生時代去；人的生存發展依靠自然世界，經歷漫長的人類文明史馴化了一批野生動物為家養動物，支持和服務于人的生產生活，卻也不能永無止境把所有野生動物都家養化。如果向著等同方向努力，人和野生動物都將失去安全，已有家養動物也地位不保隨時有可能成為棄兒，還自然以寧靜、和諧、美麗也就沒有了理論基礎。大家都說人類的生存發展離不開自然生態系統及其服務，而自然生態系統活的靈魂就是植物、動物、微生物等野生生物，是生命就各有各的生物特點、生態習性、自然對策和適宜生存的環境條件，尤其和人同一個類別的動物，更和人一樣有著自己的情感世界和矢志堅持。今天，我國有14億人口，這是神州大地前所未有的盛世，也意味著我國的“自然”和“野生”世界正承受著巨大壓力，快速變化無處不在發生，這也解釋了國家為什么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原因。

從自然規律和人類歷史看，不可能出現一個完全人工化的世界，我們追尋人與自然和諧、崇尚綠水青山都說明了這一點。同時，自然世界經歷人的無窮足跡踐踏和不盡開發改造，已經十分脆弱，源于人類活動的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足可說明問題的嚴重性，生態環境已經極不平衡，拯救“自然”和“野生”的任務繁重、時間緊迫，又是在人的世界里犧牲人的暫時經濟利益，保護不能自我主張權益的自然生態、野生生物，難度之大不可想象。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我們似乎還很不滿足于祖先在“自然”和“野生”盛世時期馴化而來傳世至今的優秀家養動物，更不懼怕大家都了解的野生動物一片日漸式微的頹勢，還要多方向、多目的機制化、普遍化、常態化人工馴養繁育野生動物，模糊人與野生動物的天然分際，進一步加重打壓、裂解自然保護，掣肘野生動物保護，也完全有可能加大人感染疾病的幾率，如SASR等命名復雜的疫情疫病。由是，其之必要性、可行性、緊迫性，很值得商榷。

因為人工馴養繁育野生動物，無論從自然生境捕捉析出野生動物，運輸和異地安置野生動物，籠舍飼養、人工飼喂野生動物，干預其婚育生殖，還是最終做各種形式的利用，都是人非常積極主動的與野生動物的親密接觸，甚至常看到有人擁抱、親吻野生動物，以明愛護野生動物之志。而且自打野生動物進入人工馴養繁育體系后，伴隨著料理野生動物的日常生活和成長繁衍，人與之親密接觸是日復一日、長年累月的，停一日、空半天都不行，所謂動物是張口貨、難養，就是這個意思。特別野生動物經由人為力被動離開現狀自然分布區，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特定生命共同體，生物多樣性變單一性，沒有了自然模式下種內、種間及其與生生不息環境間的相互間平衡制約機制，又是在失去自由天性和自然生存對策的人工環境里，身陷囹圄的野生動物其心理、生理、習性會都發生一系列變化，即便溫順的大熊貓也可能咬傷致殘“貓爸”，距離典型人類社會區域又那么近，不說自帶病毒感染人，野生動物自身生病的可能性也大為增加。其時，非罪之身的野生動物，深陷疫病痛苦甚至失去寶貴生命的人，都是受害者，國家、社會、自然生態也都無從受益，還要因此付出更大代價。所以，人工馴養繁育野生動物，不光是涉及自然生態、野生動物如何保護更符合自然規律使保護對象實質受益的問題，也要有怎樣做更有利于維護國家公共衛生安全的情懷和高度。

從實踐看，當代野生動物的人工馴養繁育難度很大。盡管出于通過舌尖的賺錢需要和其他各種目的，涉及的野生動物種類繁多，地域上星羅棋布，投入也很大，但有關部門2017年公布的第一批《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名錄》，僅有梅花鹿、馬鹿、鴕鳥、美洲鴕、大東方龜、尼羅鱷、灣鱷、暹羅鱷、虎紋蛙等9種野生動物，說明大張旗鼓幾十年來真正人工馴養成功可自繁自育者寥寥無幾。反倒在人工馴養繁育大旗下，以各種名義公開抓捕或秘密偷獵野生動物自然種群之風盛行，有的野生鳥類王國人工飼養雁鴨類數百萬只大有瓜田李下之嫌，有的一次販運30萬只麻雀令人懷疑究竟有什么飼養場可以養得了這么多，有的一個盜獵案件涉斑海豹上百只如果沒有下家怎可賺錢，有的從野外繁殖巢竊取自然孵化中的卵人工孵化或者圈養野生動物自然種群就算人工飼養繁育成功，有的保護物種經歷艱苦卓絕的野外捕捉和人工飼養繁育也滅絕或功能性滅絕了……由此，想到北京麋鹿苑郭耕同志對野生動植物馴化歷史的研究，他在一篇“利用馴化動物，盡量保護野生”的文章中說，歷史以來人類嘗試馴化的植物達7000種，通過（成功的意思吧）的有1500種，而嘗試馴化的動物只有148種，通過的大型獸類不到20種，全部加起來也就60種，分析馴化野生動物為人工動物之難和動植物在可馴化上存在差異的原因等，希望利用好已有馴化動物為佳。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早已告別了缺吃少穿的年代，也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時日，居高臨下試圖控制一切自然對象物的莽撞亦成為過往，很需要抱持和自然和諧相處的情懷，心平氣和搞清楚不同野生動物可馴化和不可馴化這個基本問題。這有利于我們自覺以生態文明理念為指導，從持續維護國家公共衛生安全和真心實意不打折扣保護好野生動物的高度，進一步研究人工馴養繁育野生動物及其相關產業的存、廢、興、衰問題。為此，特轉發郭耕同志這篇文章供感興趣者參考，未與作者本人聯系轉發事宜，不妥之處敬請見諒。

利用馴化動物，盡量保護野生（網絡下載）

郭耕（2016-03-19）

作為自然保護人士，與動物相伴30年，如今我卻要正告大家，我不是一名“動物保護”人士，盡管我不殺動物，更不吃任何鳥獸（比很多的動保人士來得更純粹）；我不是“動物權利”或“動物福利”主義，盡管我尊重動物，家里卻不關不養任何動物，我不參加放生、不參與寵物救助活動，那你在這個領域混了半天到底是個什么角色呢？我是一名“野生動物保護”者或者干脆說就是一名“自然保護”人士。近來發現，因為概念的混亂，導致理念與觀點的混亂，保護與非保護的正反雙方動輒打亂仗，東拉牛西扯猴，你說東他說西，各持己見，本來是“理大不在言高”，最后說不定會憑著名頭大、嘴頭硬，暫居上風呢。

2016年3月18日在全國人大參加了一個“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訂草案座談會，與會者不乏高級知識分子，從院士、官員、研究員到教授，可惜，那位官員竟說出野生動物該滅絕就讓它滅的話語，那位中藥界的院士更是大嘴一張，說什么綠孔雀繁殖了成千數萬，我提醒，不是綠孔雀，那是藍孔雀，他卻說，既然藍的能繁殖，綠的也一樣，梅花鹿能繁殖，其他鹿也一樣的蠢話，我發現，會上爭論的很多焦點在于，不懂何為野生動物，何為馴化動物。哪個該用能用，哪個不該用不能用？

人類生存在地球上已逾百萬年，但大部分時段是采集、小部分時段才開始狩獵，乃至定居下來的農牧，已經是很晚的事情了，馴化動物的歷史大約開始于公元前8000年。起初，早期人類對羊、對狗進行馴化，直到公元前2500年對駱駝的馴化止，一萬多年的時光里，人類對148種包括非洲象在內的陸生動物進行過馴化嘗試，雖然候補者眾多，但通過實驗的大型獸類僅僅不到20種，全部加起來也就60種馴化動物，其他一多半都不合格，無奈地落選了，注定野生，桀驁不馴。本人對植物完全不懂，曾經讀過一本《馴化植物學》，被人類嘗試馴化的植物就更多了，達7000種，通過的只有1500種。植物的馴化始于人類的采集文明，當狩獵、游牧漸漸轉為定居后，便開始熱衷于在自然界選擇可利用的植物進行栽培試驗，以致今天能見到豐富多彩的各色作物。人類上萬年的對植物的采集多于馴化，每百種植物中，平均一種被采集，而每千種植物中，平均有一種是被馴化，玉米、辣椒、西紅柿、白薯等來自南美；小麥等來自中東；大麥、大豆水稻、蘋果、大蔥、油菜等等源自中國；高粱、咖啡等源自非洲；蘿卜源自東亞；而胡蘿卜源自英國……人類馴化了7000種植物，相比之下，人類在世界各地馴成的動物就屈指可數了。

人們發現，可馴的動物幾乎大多已被馴，不可馴的，我們再有想法，再有欲望，也是枉然。從你熟悉的麻雀喜鵲寧可寄居你的屋檐，卻絕不讓你囚于樊籠，大有“不自由，毋寧死”的氣概；鴛鴦斑馬縱然美麗，卻從不低下高貴的頭去任你役使。有人把人類馴化歷史上出現的這個規律稱為“安娜原則”，為什么呢？這是套用了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書中的一段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換言之，“可馴化的都被馴化了，不可馴的動物各有各的不可馴的理由”，那么，不可馴的理由究竟何在呢？

人類馴化的對象當然是來自大自然，都是野生的動植物，在不斷把野生的馴成家養的過程中，走上了從采集、狩獵，向農牧業生產的進化之路，但是，向自然的索取并非為所欲為，對動物馴化的腳步也不完全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別以為你馴化了歐洲野馬也能馴化亞洲野馬；馴化了藍孔雀還能馴化綠孔雀；馴化了馴鹿還想馴化麋鹿……根本沒門！近幾百年來，馴化的進程顯然慢了下來。在我們對地球的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的開發力度與日俱增的同時，可馴化的對象、可馴動物的種類卻日趨枯竭，就是養不熟，為什么？

1、飼料或日糧的供應：飼養動物都講究效率即成本核算，俺食物生物量的轉化率來計，最低也在十分之一，即100公斤的食肉動物需要有1000公斤的食草動物供養，而這1000公斤的食草動物，又需要10000公斤的谷物來喂養，這才符合生態學上的林格曼定律。那些吃的太多的、挑嘴的、偏食的就不合格，如樹袋熊，人見人愛，為什么我們不能大肆繁衍普及飼養呢，就是因為它們的食物很偏，只能靠桉葉為生，甚至幾種桉葉過活，故而不能納入馴化之列；穿山甲，以蟻類為食，你哪弄那么多螞蟻去？一句話“喂不起”。

2、生長速度：馴化動物必須具備生長迅速的特質，“肉料比”適當，短時間見效。大猩猩是渾身肉呼呼的，可它的一身肉需要15年才長成，盡管它們是素食，只吃植物，可有誰有耐心喂上15年去吃它們的肉呢；娃娃魚的生長期很慢，從小到大幾十年才長成，誰等得及，一句話“耗不起”。

3、繁殖條件：有些動物在圈養條件下難于繁殖，如大熊貓、獵豹，都是野外幾雄追一雌，漫山或遍野，幾天下來，才達到發情交配的程度，彈丸之地的樊籠豈能滿足；麋鹿需要濕地環境才能成活的很好，這種大種群、大空間的條件，它有可能成為苑囿動物、莊園動物，卻不能馴化為圈舍動物、農家動物，一句話“養不起”。

4、兇險的個性：大型獸類能傷人甚至吃人，熊盡管能吃素，飼養成本不高，長的也不慢，但成年的熊力大性兇，無人可以抵擋，氣急敗壞的取膽者只得將其囚入鐵籠；斑馬也曾被納入馴化視野，套上韁繩拉車，但被斑馬咬傷的飼養員比老虎傷的還多，而且咬住你的手指就不松口，誰還膽敢馴它呢，一句話“傷不起”。

5、容易受驚：有些野生動物高度的神經質，對外界刺激極度敏感，這是它們在野外養成的求生本能，但是，人工條件下，本性難移，一遇驚嚇動輒橫沖直撞，如一些羚羊，一些鳥類，寧可撞死也不屈服，中國重引入拯救的三項保護動物之一的賽加羚羊就是這樣，我曾作為飼養員，眼看著一只只的撞死，就是不讓人接近，你探頭探腦的都不行，一句話“傷不起”。

可見，對各種動物的馴化，要克服的障礙很多，成功者寥寥，不像對植物馴化那么坦然，那么相對順手一些。出于各種需要，人類馴化了一些動物，從野生變成了家養，從此人類生活發生了質的變化，所謂“動物改變了人類世界”：

以馬為核心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以牛為核心的農耕民族則蓄養各種動物。

動物的肉、蛋、奶、皮、毛、絲……為人類提供了其生存所需的蛋白質，各種營養及御寒材料。一些動物還為人類提供了維持生存所需的植物生產，包括不可或缺的傳粉、傳播種子、控制害蟲等作用。

一萬年以來，人類已使一些原來野生的動物喪失了其懼人天性，從狗開始，也有認為從羊開始，我們已成功地馴化了約60種動物。家雞的祖先源于中國南部、印度北部的原雞；家兔源于野生的歐洲穴兔；家鴨多源于綠頭鴨；狗、馬、羊、駝、水牛、鴨鵝來自亞洲；牛、豬、兔來自歐洲；貓、驢、珠雞來自非洲；駝羊、番鴨、豚鼠、火雞來自南美……

人類的文明進化與家禽家畜的飼養馴化如影隨形，藍孔雀被印度人視為國鳥；火雞初被拿到英國時誤認為是來自土耳其，由此得名TURKEY。馴養了4000多年的鴿子使鴻雁傳書的浪漫成為實際；蜂的馴化則讓人類嘗到了天賜的甜蜜；海貍、水貂、狐貍等毛皮獸的飼養為婦人提供了華麗的裘皮；馴鹿馴鹿，顧名思義，這是一種被馴化了的鹿，也是鹿科動物中唯一真正被馴化了的鹿，黇鹿只能徒勞無功地甘居其后，畢竟黇鹿沒有馴鹿拉車馱物拉雪橇的人類勞作助手之作用。馴化歷史艱辛而漫長，總的說，馴化并非坦途，豈能為所欲為。

如今，人類無論從生理到心理，幾乎樣樣離不開動物，但地球上的動物卻完全可以不需要人類的照應而棲息。現代漁業曾一度輝煌，特別是在二戰之后，但年復一年的過度捕撈，不僅使內陸河湖竭澤而漁，汪洋大海同樣面臨資源饋竭。我們一些人愛拿帶魚是野生動物該不該保護來說事，但是曾經支撐我們一代人的舟山帶魚資源幾近枯竭，糾其原因，皆因過度消費，未能及早采取休漁措施。為了自身需求的可持續，必須給動植物喘息之機、休養生息！

在全國人大的發言中，我以“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欲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度不生其間，則必物暴殄而材乏用亦”這段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至理名言，來詮釋野生動物保護法的頒布理由，我覺得這與可持續發展思想，與生態文明要求異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