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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擬建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無可替代”說商榷（下）

陶思明（2016.12.21）

五、鄱陽湖水問題及工程促動原因只指向長江上游于三峽工程等有失公允。“無可替代”說分別指出：“影響鄱陽湖枯水的原因較多，長江上游水庫群的‘汛后蓄水’與‘清水下泄’是重要的關鍵性因素。”“近十年來，受長江上游干支流水庫群汛后蓄水引起的長江中下游徑流減少、清水下泄沖刷引起的河道下切等因素影響，鄱陽湖連續出現枯水時間提前、枯水期延長、水位超低等情況。”“未來隨著三峽及長江上游控制性水庫的蓄水運用，鄱陽湖9—10月份水位消落加快、提前進入枯水期、枯水期延長將呈常態化、趨勢性。”另有“近十幾年來長江流域加速發展，特別是長江上游水庫群汛后蓄水影響，鄱陽湖每年9-10月份水位消落過快，9-10月份長江干流水位降低，對鄱陽湖出流頂托作用減弱，鄱陽湖出流加快，提前進入枯水期”等同義表述。這無疑一再告訴人們，是遠在千里之外的長江上游水資源開發和長江流域加快發展引發了鄱陽湖的水問題，要解決問題就只能上馬與長江相關的“鄱湖工程”，且“‘建閘方案’無可替代”。

不說孕育鄱陽湖的贛江等5河水系如何消失了，入江水道（實際也是河流）段總容積量是如何擴大進而使湖口變大，削弱了鄱陽湖持水能力，不能更多留住汛期洪水緩慢釋放，也絕不否認包括鄱陽湖流域在內加快發展對自然生態的壓力和長江上游三峽等水利樞紐工程對下游河湖生態系統自然性的影響。長江要搞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就是著眼于為長江減負；《關于加強長江黃金水道環境污染防控治理的指導意見》已經明確，要“以三峽樞紐作為節點，開展長江經濟帶的生態調度工作”；《關于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也有“嚴禁以各種名義侵占河道、圍墾湖泊、非法采砂，對岸線亂占濫用、多占少用、占而不用等突出問題開展清理整治，恢復河湖水域岸線生態功能”等任務要求。

僅以相關工作時間點看，早在“1995年，江西省水利規劃設計院就編制完成《鄱陽湖區綜合利用規劃報告》，提出在鄱陽湖興建一座防洪、發電、航運、灌溉、供水等綜合利用的水利樞紐。”“2008年12月，江西省成立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領導小組，”“并在2010年正式掛牌成立正廳級的江西省鄱陽湖水利樞紐建設辦公室。”而長江三峽工程遲至該項《報告》完成的前一年即1994年才正式動工興建，2003年6月開始蓄水，175米蓄水至今還在試驗階段，金沙江下游向家壩等水電工程更是前些年才啟動的。編制這樣一個涉及面廣、涉及事項敏感而具高度復雜性的流域性綜合利用規劃并形成正式報告，是需要相當時間的，實際工作應該比三峽正式動工還要早。

無論如《鄱陽湖區綜合利用規劃報告》名稱所示“綜合利用”也罷，或按現在“建也為生態，不建也為生態”說定位“鄱湖工程”的保護性也罷，或是利用與保護兼而有之，工作有預見性、提前量難能可貴。不過這也清楚地表明，“鄱湖工程”不完全是三峽等長江上游開發催生的，很可能沒有三峽工程，也照樣會提出“鄱湖工程”來。而且不考慮自然生態環境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全國一盤棋，鄱陽湖整體是長江流域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江-湖天然聯系中反映大地生態進程的洪、枯交替水文模式和無比豐富的長江水系生物多樣性等獨特自然價值高度應當得到保護的話，即便提出亦無可厚非。

鑒此，“無可替代”說現在異口同聲把鄱陽湖水問題成因及為何運作“鄱湖工程”，統統指向三峽樞紐等長江上游木已成舟的開發，而不與經濟社會發展中普遍存在的非可持續因素加大鄱陽湖生態環境壓力、惡化人與自然關系，不與利益相關方對依托鄱陽湖的發展進而對鄱陽湖自然生態系統支持性服務功能不斷提出更高目標預期和要求試圖萬事皆入我愿，不與贛江等5河水系開發利用、水資源分配，不與鄱陽湖區特別是入江水道挖砂等不斷加碼的人類活動，驅動湖情及江湖關系巨大變化等掛起鉤來看問題、查原因，不僅對三峽等有失公允，更會阻礙對長江上游以外更多近在咫尺人類活動威脅的全面認知、科學評價，非常不利于多面向、多舉措分析和解決問題。

六、鄱陽湖水問題及其解決無關贛江等5河水系于后者有失公允。“無可替代”說中，除有一個“方案三”的介紹，提到對“鄱陽湖流域水庫進行聯合調度”仍無助于“緩解鄱陽湖枯水之困”外，無論講問題成因還是因應變化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都一律舍近求遠式指向“三峽及長江上游”的開發，指向長江清水下泄沖刷河道、河道下切導致不利于鄱陽湖的江-湖水文模式變化，指向通過“鄱湖工程”大幅度矯枉過正式解決問題的唯一性，而閉口不提贛江等5河水系，似乎它們歷史上不曾有過或者現在不存在了，不知道為什么是這樣的選擇。

是《長江三峽工程對生態與環境影響及其對策研究論文集》中有關“鄱陽湖水情特征表明，入湖水量主要來自五大河流，占到入江水量的86.8%”的方向性（不說絕對數值）描述有誤，贛江等5河水系于鄱陽湖根本就沒有那么重要、那么關鍵甚至無足輕重，還是另有其他更為重要的考慮而不能將其用在解決鄱陽湖水問題上。那就要追問了，贛江等5河水系和鄱陽湖究竟什么關系，后者是誰的尾閭？《中國湖泊環境》不無清楚地寫著鄱陽湖“是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水等五大河流尾閭的天然洼地”啊。江西屬亞熱帶濕潤氣候，雨量充沛，不像西北干旱地區許多小河流有季節性，枯水期的鄱陽湖水再怎么枯，贛江等5河水系應該都有徑流，還有那么多水庫蓄水，這些水都哪里去了，關鍵時刻不能為喊渴不止的鄱陽湖解渴，以致要大動干戈修建“鄱湖工程”才方為問題解決。

江西全境都是水資源豐富地區，降水量“按土地面積計算，平均為159.7萬m³/km2，是全國平均值的2.5倍”（《全國生態現狀調查與評估》，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6），還有汛期長江水氣勢磅礴的倒灌，鄱陽湖水出湖量大，入湖量更大。長江八大支流之一的贛江，流域面積98.5%在江西，徑流量比1.5個承擔全國15%耕地、12%人口和50多座大中城市供水任務的黃河還大，占到鄱陽湖水系總徑流量的46.6%，鄱陽湖流域現有23座“大型水庫”及其他大小不等、各有用途的近萬座水庫，想必贛江流域占有很大比重，更有累計修建240座水電站的宏偉規劃。總不能說強度開發控制贛江等5河水資源，對目前強調的鄱陽湖水問題嚴重化，一點影響都沒有，更不能說只有把贛江等5河水系排除在外才好解決問題。

一事當前，鄱陽湖的偉大“母親”贛江等5河水系，縱是有著豐滿的甘甜乳汁卻不能在掌上明珠因乳汁匱乏而久病纏身時派上用場，這于情于理大不合適，更于事無補。按照到“2030水平年，鄱陽湖環湖農田缺水約4億m³，其中9-10月份缺水約占全年缺水的56%”說法，再加上等量甚至更多生活及其他缺水，贛江等5河水系現有水庫常年曬太陽的數百億立方米蓄水的零頭能否幫助解決問題；減少一批水電站的修建，能否有助于更好解決問題；在入江水道堅決停止挖砂，積極填充砂坑遏止湖口變大趨勢；也可參照“近十年”前水問題未出現時的湖口狀況，設法把人為力驅動力變大了湖口再變回去；甚至為適當提高鄱陽湖枯水期持水能力，以近自然模式適當抬高入江水道某些點位地形等，諸如此類能想到的一些非“鄱湖工程”措施，不知能否成為綜合施策必要選項，我倒覺得可以向著優先選擇去努力。

七、“聯合調度”不能解決鄱陽湖水問題的認知過于消極悲觀。“無可替代”說分別指出：鄱陽湖流域大型水庫一共23座，在滿足水庫基本功能前提下，枯水季節放水為鄱陽湖補水，研究人員計算大費周章聯合調度，“流水的抬升作用非常有限。”“從目前來看，要通過長江上游控制性水庫群聯合調度來緩解鄱陽湖9—10月份水位消落過快的局面作用有限，還可能造成水庫規劃目標難以實現。”還有“目前通過三峽大壩緩解鄱陽湖枯水問題，空間不大”及“通過優化三峽水庫運行調度方式緩解鄱陽湖枯水期水位過低的局面，空間不大”等同義表述。既然各水庫都有規劃目標，能滿足水庫基本功能，說明水資源很豐沛，那水庫群聯合調度，調度的不就是水庫存水和蓄排水模式嗎，為什么又作用有限、空間不大呢？

綜合調度解決鄱陽湖水問題的“作用有限”“空間不大”說，如果改由被調度方三峽樞紐等利益直接相關者講出，或許還有可信度，即是存在不可信也可合理懷疑為人人皆有的自利心作怪而已。但現在卻是最關心鄱陽湖水情變化、最積極推動問題解決、最有資格和可能主動提出實施水庫群聯合調度且與調度對象利益無關的“鄱湖工程”主張方和支持者在反復講，幾無可信度自不必說，分明是在替天行道，借常人無法求證的“作用有限”“空間不大”等模糊說辭，非常厚重結實地堵上了通過水資源調度解決鄱陽湖水問題的一線曙光，普天之下就只剩下“鄱陽湖建閘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了，“建閘方案”無可替代，“鄱湖工程”也就無可替代了。

基于一般認識，所謂“調度”“聯合調度”，不就是根據整體目標或一些特定需要，協調平衡各方利益，使其各得其所，彰顯水生態有更多破壞退化、水資源越來越稀缺而各方需求量只增不減現狀基礎上，更有效益地配置水資源、解決復雜水問題，既發揮好水資源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持性服務功能，又能“維護河湖健康生命”的國家高度、流域高度、省際高度、相鄰高度、行業高度、企業高度，不就是以全局觀、生態觀的品質具體地落實保護優先、促進人與河湖生態系統和諧發展嗎，如果都“作用有限”“空間不大”，那還怎么調度。國家《“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關于“妥善處理江河湖泊關系，實施長江干流及洞庭湖上游“四水”、鄱陽湖上游“五河”的水庫群聯合調度，保障長江干支流生態流量與兩湖生態水位”的目標要求，豈不成了無的之矢。

現在，各河流水系上運行的各種用途的水庫及其蓄水量有N多，修建時也都有加大汛期蓄水、有效調節降水時空不均、保障應急調度需要等目的，現在遇到解決鄱陽湖水問題真要調度了，不是被調度方說不能調度，反而是調度受益方在積極論述不可調度性，令人費解。當然“無可替代”說也沒有少講“調度”，只是基于“鄱湖工程”的調度，只要修建怎么調度都可以，唯獨有可能替代“鄱湖工程”的“水庫群聯合調度”無可調度，調度了也不能解決問題。這是持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新形勢下，繼續以犧牲自然生態利益為優先選擇的思維模式，居然還紋絲未變并且大有市場的反映，也是多年來熱衷于競爭性開發利用水資源或惟工程為美思想的繼續，生態為重、保護優先距離自然對象物還多么遙遠。

有人說國家給三峽有發電指標，或鄱陽湖流域水庫也各有任務，這都沒有錯，但鄱陽湖水問題不是也要由人甚至同一批人來解決嗎。長江還是那個長江，贛江還是那個贛江，鄱陽湖還是那個鄱陽湖，如果大家都不能相互體諒、相忍為黨，必須把各自既得利益、正在籌謀利益做到最大化，不能因為他方需要而有些微更改、損失，那還有什么制度優越性，怎么走向可持續發展，美麗中國夢豈不是可夢不可及了。據《耕地草原河湖修養生息規劃（2016-2030年）》，我國人均水資源2100立方米，耕地畝均水資源1400立方米，分別為世界人均的28%、畝均的1/2，表明落實“在生態環境容量上過緊日子”的要求，不進一步加大、加密開發調控河湖生態系統，是應對水生態強勁約束的必然選擇，而提高水資源合理分配和節約利用水平，更有著現實緊迫性。

條條大路通羅馬，只要我們不想繼續顯著犧牲自然生態利益，不以專業偏好把“鄱湖工程”唯一化、“無可替代”化，以積極態度、必勝信念看有關規劃中提出的水庫群聯合調度，并強化挖砂等有威脅人類活動管理，再輔以其他各種可能的措施解決鄱陽湖水問題的巨大潛力，就不會有什么問題解決不了。

八、“鄱陽湖水利樞紐對生態環境保護利大于弊”等結論缺乏可靠性。“無可替代”說認為，“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對生態環境可能產生一些不利影響，通過采取科學的措施與方法，可以降低或減緩這些不利影響。”或稱影響“有利有弊”，而“通過這些調整，鄱陽湖水利樞紐對生態環境保護利大于弊，其產生的次生影響通過科學合理的調度可以降低和減免。”“鄱陽湖水利樞紐總體是合理可行的。”還有“蓄水對候鳥、江豚的生境更有利”“如果濕地不受影響，對食草的水鳥亦沒有影響”“適當抬高最枯水期水位，有利于泥灘、草洲的漸次出露，塑造適宜的濕地景觀格局，為越冬候鳥提供豐富的越冬生境和食物源”等自我矛盾或互有矛盾的敘述等。

暫且不論江豚可以適應生境多蓄水的變化，并不代表絕大部分越冬候鳥也可以適應蓄水導致的生境變化，它們是不同的生境選擇，要蓄水同時滿足以江豚為代表的水生生物生境需要和以越冬候鳥為代表的鳥類生境需要，這個可能超越自然力和人為力的設想，本身是多么矛盾，有多大變為現實的可能性。首先看看這些關于鄱陽湖水利樞紐可行的系列化、程式化說法有多么面熟，多少年來涉自然生態開發建設、人工調控等項目，不都是這樣說的，什么生態環境影響有利有弊、有正面也有負面，總的利大于弊并有改善，項目總體可行等，甚至一些生態影響無以復加的控制性開發項目也各取所需式向著效益良好的所謂“生態工程”積極解釋。按照這些經典說法，我國自然生態環境持續有所改善才對，改善不了起碼也不能惡化，何患現在各種生態系統損毀退化嚴重，瀕危物種名單越來越長，充盈潔凈的水資源等各種支持性生態服務越來越成為希缺品，有的甚至不可得。

這里無意糾結過往，更沒有任何要了解一下導致自然生態環境變的更差而不是更好的哪個冤大頭究竟是誰、所居何處的意思，而是想借以說明長期來有助于項目成行的許多說法，其實大多都與行將或最終承受項目影響的自然對象物無關，多為我們自己為了項目如愿以償而一廂情愿式自說自話，也算一個交代。在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今天，“鄱湖工程”還要繼續昨天的故事，那我們該如何相信其“利大于弊”“總體可行”？在此不妨以“無可替代”說早就歸宿屬意的“鄱湖工程”相關科學措施與方法及許多推測性說法為例，看看能否找到滿意答案。

比如說，把“調度水位調低，水位消落要符合鄱陽湖自然水文節律”，出現極端情況時，“閘門也可以全部打開，恢復到自然狀態，生態安全得到了保證。”首先，不管調度水位高或低，總是要實現人的調度目標和意志，總是要以人為性水位代替自然性水位，入江水道依自然模式沒有水位的日子里也要有水位，甚至大開水閘閘門了，閘的前后也會有水位差，綜合影響便是水位自然漲落變得不再自然。所以只要“鄱湖工程”由藍圖變為現實，調度水位高與低于自然生態而言，已經沒有好與壞的差別，影響是一樣的。其次，說水位消落要符合自然水文節律，極端情況時閘門全開恢復到自然狀態，想象這個如何做得到。一個綿延數公里布置64孔泄水閘、3線船閘等設施的永久性建筑物橫在江湖連通處，按久已矚目的既定目標進行人工調控，脆弱的自然生態系統如何適應、平衡得了這個龐然大物回到自然節律、自然狀態去。假如真如所言實現了，修建“鄱湖工程”的意義又在何處。

比如說“建壩改建閘”。其實“閘”和“壩”的區別在于，前者具可操作性和靈活性，后者是定型化“死物”，但當著進行人為操作如放下巨大閘板攔水蓄水時，閘也會變成死物，其經濟功能、生態影響和“壩”并無二致”，其時所謂“不會像大壩那樣完全阻斷河流的連通性”的那個“不會”，究竟會在哪里、會是怎樣的表現形式。當然，在不需要蓄水時，閘可以操作成開閘放水模式，水流阻隔影響可基本消解，但這還不代表對隨水而生的水生生物阻隔影響可一并基本消解，要看不同物種對自然生境中人工設施侵入和生境變化的敏感性、適應性，只要這個水利樞紐在那里，即是開閘模式要完全消解阻隔影響也難。而壩不能隨便打開，不過也有泄水閘、溢洪道等。“鄱湖工程”按設計一年至少有7個月（9月～次年3月底）全閘運行（不排除中間會有調整變化），履行的是全壩功能，在改變河湖生態系統自然模式、阻礙水生生物遷徙洄游等方面，能說與“壩”有很大不同、與工程初衷有很大不一致嗎，恐怕不能。那又怎么會“最大限度地保持鄱陽湖與長江連通的自然屬性”呢，這也基本不可能。

比如說只“調枯不控洪”。“無可替代”說認為“鄱陽湖水量增多，對水生動植物的分布和生長肯定是有利的”，還說“建閘后，水位高，水面大，水深增加，棲息空間增大，有利于江豚棲息生境；同樣道理，建閘后適當抬高湖水位，魚類增多，也有利于江豚覓食”等。鄱陽湖本身不是沒有洪水期的高水位、大水面，這不能說是歷史遺產起碼也是大家一般了解的長江-鄱陽湖水文模式，要不怎么會有鄱陽湖是過水性湖泊一說，《全國生態功能區劃（修編版）》為什么要界定鄱陽湖為重要的洪水調蓄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功能區，這是歷史形成的，誰想改變也難，除非另有地方肯作出犧牲。高水位、大水面，自有生物學特征、生態學習性與其水文、生境條件相適應的各種生物相邀際會。而且鄱陽湖低水位也不是現在才有，沒有低水位哪會有高水位，江豚等長久以鄱陽湖-長江為家，對鄱陽湖的低水位早已習以為常并有著常人難以想象的應變能力，如隨鄱陽湖退水游到長江去，游到枯水期鄱陽湖有較深水位、較大水面的子湖去，這也是江豚的自然節律吧。

所以這樣一個“調枯不控洪”的巨大工程，顯著提高枯水期鄱陽湖的水位、增大水面，使歷史以來枯水期的低水位明顯有了漲水期的較高甚至高水位特征，對江豚等也不一定是好事。況且現在江豚面臨威脅，按“無可替代”說還同時提到的“漁業資源衰減、食物源短缺，江豚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采砂和船舶航行、電捕魚和‘斬秋湖'捕撈等人類活動對江豚的直接傷害加劇”等，只靠“水淹七軍”難能把江豚的各種生存威脅都解除了，保護工作是全方位的。反倒是自然節律下鄱陽湖區瘦弱枯水期的多樣化濕地生態系統等，對白鶴等種類繁多的候鳥越冬及遷徙極為重要，自然價值高度更具獨特性，甚至因極易受人類活動影響退化消失而更顯珍貴，這也是鳥類保護工作者對“鄱湖工程”環境問題最為關注、擔心的方面。而“鄱湖工程”“調枯不控洪”，著力改變的就是要把枯水為豐水，不是也講到“鄱陽湖水利樞紐建成運行后，若枯水期水位過高，將淹沒大面積草洲和泥灘，挺水植被的生長時間和空間受到擠壓，越冬候鳥的棲息地和食物源將受到影響。”那考慮不對候鳥造成影響，對應“水位過高”改調“水位過低”，不又回到問題原點了，怎么會是維持“鄱陽湖重要濕地原有的生態功能”，如果能維持，又存在何須還要上“鄱湖工程”的疑問。

比如說“與江豚專家密切配合，通過設置大孔閘來解決阻隔影響，專為江豚設置了4孔60米寬的大閘，讓江豚過閘。”“科學研究和實踐經驗都表明，60米寬的大閘是足夠讓江豚自由過閘的”等。首先，要明確江豚只是代表性物種，旗下跟著無比豐富的不同種類的長江水生生物，保護對所有受威脅物種及其生境具同等重要性，就像人離開其他動植物不能生存一樣，江豚離開了其他動植物也不能生存，如果只要江豚而其他可以不要，那乘早連江豚也別保護。所以“鄱湖工程”，不僅要關注對江豚等明星式物種的影響，更要看看對江豚提供生存支持的其他更多物種有沒有威脅，如果有，可以采取減免影響的措施是什么。

其次，江豚等野生動物不像人，具有“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和將就求生的本領，有關“寧要山、不要命”的說法，許多水壩下溯河洄游魚類寧可撞死、累死、曬死也不回頭的現象，以及搞所謂“人工繁育、遷地保護”多難能如愿的事實，都表明野生動物之“野”，其生物學特征、生態學習性具有不可隨意更改性，對首選棲息地也是頑強的固守。在自然生境，江豚越過水下石塊、水溝等自然障礙物，哪怕僅容豚體通過狹窄小通道也無大礙，它的流線型軀體提供了這種方便。“鄱湖工程”有進步，考錄到人工建筑物對自然生境的改變，為江豚修建了跨度更大的閘門，根據專家意見這種閘門由3孔增加到4孔，要正面的看，希望在“不控洪”的日子里江豚可以在人的指引、指導下比較順利地找到屬于自己的閘門，閘前閘后水位差、水的流態也適合其習性，進出閘壩往返江-湖無慮。但是，自9月起就下閘“控枯”的更長時段，按照“枯水期退水的時候，魚兒游入長江，江豚隨之往長江游去”的自然模式，豈不是魚和江豚都過不了閘，這問題完全沒有說，更談不上有解決方案。

再者，說與江豚專家密切配合讓江豚過閘，當然過閘只是江豚面臨問題之一，保護工作是全方位的，但問題是江豚專家對現狀威脅下江豚的保護也向來一籌莫展，不斷預測、宣傳等不到哪個時間段，江豚就要滅絕了等等。“鄱湖工程”又在溝通江豚不同棲息地、不同種群的江-湖連通咽喉地帶新增了閉閘與開閘模式交替出現、且以閉閘時間為長的巨大威脅，他們會更沒有信心、更不會看好基于自然生態系統的江豚就地保護了。而且按“無可替代”說已經預測到“閘控期江豚的遷移受阻，增加了小種群遺傳的概率”。江豚本來就是小種群了，小種群問題“鄱湖工程”自身不解決，江豚專家更無法解決，任其從小種群再到小種群，豈不是物質無限可分了，那能保護的好嗎，能靠得住、如愿以償嗎。

九、“無可替代”說擢升“鄱湖工程”優勢地位不利于集思廣益把好事辦好。在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生態系統現狀條件下，發展的資源環境約束趨緊，保護的經濟利益掣肘更緊，基于自然基礎的發展和發展重壓下的保護，都是相對的，否則怎么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怎么實現人與自然和協相處的美好愿景。自然生態破壞的差不多了，河流湖泊因其自然開放性、水資源不可或缺性尤為重災區，維持淡水水生生態系統自然價值高度的工作，實際上遭遇比任何生態系統保護都更大的挑戰，處境也更艱難，自然資產損失也更嚴重，如今找到一條蜿蜒曲折、滔滔汩汩的自然河流已非易事，依托河湖生態系統多樣性的物種多樣性正經歷致命打擊。為此，按照“保護生態、留一張白紙”要求，我們要盡最大努力爭取所有可能的保護機會，好不容易僥幸留存、勉強留存下來的一些自然生態系統區域，能少開發、少改變，就少開發、少改變一些，繼續卯足了勁向自然大舉進軍的情況，能避免就盡可能避免一些。自然生態系統可以驕傲地交到后代手里的已經少之又少、弱之又弱，經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折騰了。

幸運的是我們揚起了建設生態文明的風帆，進入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統領發展和長江要搞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新時代。鄱陽湖生態系統這張“生態白紙”雖然也和其他生態系統區域一樣不那么“白”了，但也絕難找到比這張更白的“紙”取而代之。尤其自古以來就有的那個江-湖“天然聯系”，不僅是指水的流向、流態，更是以洪、枯交替出現反映大地自然生態進程的代表作，是河湖生態系統和水生生物在我國第一大河、第一大淡水湖間的變動不居，是為鳥類等陸生野生動植物塑造多樣化生境，也為人的生產、生活持續提供、維持著適宜的環境條件，這個美輪美奐自然節律的價值高度，是任何形式的“人工聯系”都難以企及的，我們立足于自然生態現狀基礎上的保護，不破罐破摔，也同樣不需要更幾無可能通過工程措施和人工調控使其好上加好，最好能以“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的觀點審慎對待。

江西發展是全國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水利建設是國家重要的基礎產業，自“鄱湖工程”相關信息公示以來，許多人對鄱陽湖水問題感同身受，積極出注意、想辦法務求妥善解決，反映了大家對江西發展和水利建設的關心、支持。而“無可替代”說卻強調“鄱湖工程”已經“做好環評報告被翻‘底朝天'的準備”，在工程到底“建與不建”上，認為目前要做的只是“多聽取生態、環境專家的建議和意見”，以利“進一步優化運行調度方案”。這告訴公眾的無疑是“鄱湖工程”的唯一性、確定性，以及對其他于“鄱湖工程”之外解決鄱陽湖水問題思路、措施的拒絕性。然而“鄱湖工程”是否就那么好、那么無可替代，也不見得。如說“應對江湖關系變化作用、生態作用、改善湖區通航的作用無可替代”，除鄱陽湖枯水期需要進出長江的水運量不知有多大，能否有陸路可以代替外，以工程措施應對江湖關系變化和生態問題，和“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有無沖突，能否說到做到，大有存疑。再如汛期閘是開了，但工程體系在，會否泄水不暢加重鄱陽湖平原洪災；會否也要面臨其他人為改變河湖關系后湖泊久治不愈的水環境問題等。

客觀地看不說熱火朝天至少也是熙熙攘攘的涉利用自然資源、調控自然生態系統的開發建設項目，無論“大”或“小”，哪有那么多的“無可替代”，甚至只要提出來從頭至尾都是“無可替代”。過去，曾有一些項目也強調自己的“無可替代”性，后來因故取消了，至今啥事也沒有，反倒相關經濟目標得到了更為充分的實現，也留下了一片好生態。現在，國家化解過剩產能，實際上相當一部分產能自運作項目起，就知道是過剩的，完全是各自強調“無可替代”性的產物。鄱陽湖有實際水問題要解決，不能這樣類比，但鄱陽湖的歷史是沒有“鄱湖工程”的歷史，信息公示中問計于公眾的第一條就是“對本工程建設的看法”等，無疑也不能把“鄱湖工程”絕對化了。還是要按照“如果一時看不透，或者認識不統一，則要用‘慢思維'，有時就要做減法。對一些二選一甚至多選一的‘兩難'、‘多難'問題，要科學論證，比較選優。對那些不能做的事情，要列出負面清單”的要求去做，可能比較好。